三十年爱心助学路上遇到的奇人轶事系列之一： “吝啬”的收藏家、儿童文学作家张登魁

题记：从1988年创办《摇篮报》伊始， 在漫漫爱心助学路上，我邂逅了众多社会爱心人士，而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让我感动、难忘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前行。同时，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也一直是我无法释怀的心结。现在，我就用笨拙的笔，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分享给大家，也算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感恩与回报吧！

1994年6月2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大山里的‘总编辑’》为题，报道了我创办《摇篮报》的艰难历程，不久就接到了全国各地众多爱心人士的来信，并于次年暑假应北京儿童文学作家、收藏家张登魁的邀请，带着周丽、黄江两位小记者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观光旅游活动。在张登魁先生家里的几天，是我人生历程中最难忘的节点，我不仅“零距离”结识了一个令我敬仰的老前辈，更让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

一、用心收藏。

张登魁老先生是一位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军的老革命，曾任《铁道兵报》社副社长，离休后享受师级待遇，住北京金沟河路总政干休所。

他曾患脑血栓导致行动不便，组织上照顾他，让他住一楼。走进他的家，第一印象就是大而简朴。那是一套五室两厅的大房子。客厅里摆着两组老式的沙发，主卧室除了一张旧木板床、两个大木柜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摆设了。绿色的被子、床单还是部队发的“老古董”，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最真实的写照。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两间收藏室，一间里面摆满了各种酒瓶，什么人头马、XO、茅台、五粮液、二锅头、洋和大曲，国内外高中低档，洋酒国产酒，各种酒瓶应有尽有。另一间收藏室里就像是挤得满满的图书室一样，除门以外，四周和屋中央都摆满了书架，每一个架子上都整齐地摆放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用挂历包装的大木匣子，直顶着天花板了。每个木匣外面分门别类地写上收藏的品名、类别、时间、地点。

张先生收藏共有七花八草九方圆九大类。七花即：邮花（邮票）、火花（火柴盒商标）、历花（小日历卡片）、苦花、（在艰苦年代使用的各种票证）、甜花（糖果包装纸）、毒花（烟盒商标）、封花（趣味封）；八草是有纪念意义的植物标本；九方圆即各种邮戳。他把这些收藏品编成六百多个版面，合上为一折，打开成一个展框。他经常背着这些藏品到展览馆、课堂、会议室、活动室、家庭免费展出百次，不仅受到孩子们的欢迎，还得到了张爱萍、孙毅将军、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岳等众多关心下一代的老同志的鼓励、肯定和支持。

他收藏的有杨靖宇将军吃过的草根标本，有朝鲜战场上发放的防毒气证，有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小糖纸，有中国乒乓球外交“小球推动大球战略”的报纸、图片、邮票等等，不一而足，他如数家珍，一一向我们介绍，让我这个“山巴佬”目不暇给，只有张大嘴巴不停“嗯哈呀”的份。他为了接待我们三个，还特地研究了金寨县的革命史，盛赞金寨为新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并说为老区的人民做再多的好事都是应该的。当年中国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八月桂花的邮票，张老先生在《金寨文史》上看到《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南溪罗银青创作的，于是，我遵照他的吩咐，请黄守烨老师用隶书工整地在信封上抄上《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词曲，请金寨知名画家洪志准老师在信封上作画，再于八月十五这一天专程跑到南溪镇邮电局邮寄，而且一定要盖上当天的邮戳，由此可见他的收藏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啊！

他订阅了大量的报纸和杂志，每天送报的一来，他就拿起剪刀“咔咔”地剪过不停，把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分门别类地放好，还不惜重金四处收藏外行人认为不值钱的东西。他的收藏原则是只进不出，那枚朝鲜战场上被弹片炸飞了一个小缺口的小糖纸，有人出价四十万他都不卖，他说所有收藏品在他故去后悉数捐给中国军事博物馆，包括他收藏的每一期来自“将军县”的《摇篮报》。

二、潜心创作。

看了张先生写的《带响的弓箭》《南瓜生蛋的秘密》《锁金峡》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品以后，从内心里觉得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代表作或拍成多种形式的电影，或被改编成一版再版的画册，或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等，影响深远。

张先生离休之后，创作了近百万字的五卷《金猴邀请赛》。为把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融为一体，他收集资料达五百万字，走访谭帮杰等三十多位哺乳动物学家、鸟类学家和鱼类学家。为写好动物与军事这个专题，他去过空军、海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院等十几个单位求教。为写好与动物、艺术、医学、航空、航海、体育、设计有关的章节，他还走访了许多地方单位，数易其稿。

在离休后的十几年里，张先生一直担任几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和顾问，仅400人以上的大型报告会就讲过80余场，走访800多户次，给外地孩子写信一千多封。我们还没去，他的工作日程就一直安排到了八月十五日。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接待我们和深圳、上海的来访师生，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作题为《把标杆定在千秋大业上》的报告，接待来访，八月一日至十五日参加西柏坡夏令营。

三、吝啬自己。

张先生对自己十分吝啬，不吃烟，不喝酒，不下餐馆，不上公园，出门就骑自行车。早餐一袋炸菜一个大馍一碗中草药拌玉米粥，中餐一碗饭一盘青菜，碗上还是一碗药拌玉米粥。一日三餐，如此简单，犹如苦行僧一般。一只破了的塑料水瓶，用铁丝和胶带、皮线缠了又缠，裹了又裹，就像一个看不到头脸的重伤员一样。可他对孩子却是一掷千金。十年资助一百八十多名儿童，仅邀请我们三人北京一周行就花费数百元。他把省吃俭用的钱帮助了别人，却不要别人的丝毫回报，对接受帮助的单位和个人有言在先，约法三章，不收取报酬，不接受礼物和锦旗及表扬信。

1995年，他每月离休金是两千多元，女儿每月孝敬他一千元。他的开支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用于收藏，三分之一用于捐赠，三分之一用于生活和吃药。

四、吝啬他人。

我们走进他家门之后，就必须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哪一天到哪里去玩，他都作了安排和部署。他说：“你们是山区老区的人，来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故宫、国家博物馆、长城、十三陵、圆明园、天坛是必去的；你们是老师和学生，天文馆是必去的。其他的地方就不要去了，去花那些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天安门城楼也不要上，上一下就花二十块，多不划算，在下面看跟上面看没有多大区别。”于是，我们就按照他规划的旅游线路走，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们每天出发前，他把提前准备好的装在大塑料瓶里的凉开水、一元钱一斤的大馍、5毛钱一袋的北京牌方便面，用方便袋一一装好交到我们手里，并一一嘱咐：不要在外面买吃的喝的，更不要买那些没用的纪念品，也不要请别人照相，门票能省则省，可去可不去的坚决不去。

晚上回到家，他炒鸡蛋和肉丝为我们改善生活。吃饭时，不让掉一粒饭粒。黄江当时才上二年级，吃饭有撒饭粒的毛病。他一边捡起饭粒吃了，一边用指头敲着桌子严厉批评道：“你们是革命老区来的孩子，怎么还掉饭粒？太不应该了！”黄江吓得赶快离开桌子，把掉的饭粒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吃了。自此他还真改掉了撒饭的坏习惯，每次都是“光盘行动”。洗澡也是要限制时间的，每人最多只能洗三至五分钟，而且只能盆浴，不准淋浴。洗澡的水不准倒了，要用来拖地、冲马桶。他说北京是缺水的城市，不能浪费水，浪费就是犯罪。

张先生把一张张要来的或捡来的各种挂历当成包装纸，包装他的收藏匣。一天晚上，他指着一张挂历上的明星照片对我们说：“我们要追英雄星，科技星，不要追什么这明星那明星的。因为只有英雄才能卫国，只有科学家才能强国。那些打打球、唱唱戏的人就能让国家变得安全了强大了？不管她是什么明星，到我这儿，只好让她为我的收藏事业作点贡献了！”说完，我们不禁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北京回来后，我仍然按时把《摇篮报》寄给他，他仍然按时给周丽同学寄来学杂费和生活费，他还寄来50本新作《张登魁收藏留言--草木情》，说是赠给学校图书室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收不到他的回信了，也打不进干休所的电话。2004年我送儿子到北京上大学，专程到五棵松去找他，已物非人不见，无处寻觅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现在不知他是否还健在，但他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却是深远的，无处不在的。敬爱的张老，您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永远的明星！我经常为您祈祷，为您祝福----生命不竭，丰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