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泥泞的土地、穿过凫满鸭子的鱼塘、找到老两口的菜园子。在竹篱笆里劳作的刘芳甫的妻子王连生指指不远处的山头：“他上山去啦！上山挖葛去啦！”
王连生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拿出老人机给她的老伴儿去了个电话，一边领着我们回她家去。
推开拦院的木栅栏、开门落锁，这座从外表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小屋终于向访客展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先前只能透过半掩的玻璃窗，窥见书房一角铺墨的纸张，走进门才见识到，什么叫做“别有洞天”。
字，到处是字——墙上挂着、门头悬着、桌前摆着……大门楣上是草书式的“和为贵”，堂屋上挂着的是遒劲的“民以食为天”，窗子前是行云流水的“明月清风”，笔走龙蛇，各有姿态。
然而，这些“书法”却并非用墨水写就，它们是立体的，在玻璃牌匾下，显示出木头的光泽。凌厉的撇捺带着石刻般的笔锋，温润的钝点又仿佛水滴凝聚，深褐色的木头纹理模拟出墨水流滞的形态。它们是自然的书法大作：根书！用酷似毛笔字的树根，将它们打磨后组合成一幅字。
除了根书，房间四处还摆放着其它造型各异、妙趣横生的树根作品：一块宛如舒展水袖的仙子的树根被命名为“飞天”，一块叫“子丑相争”的树根像极了牛背上驮着一只老鼠；此外还有一颗逼真的心脏、一只悠闲踱步的公鸡……
正看着看着，大门走进来一个蓝色的身影，一进门就说：“我来见你们，马上就下来了，东西都丢在山上面了！”他脸上带笑，身材瘦小，浅蓝色的褂子上打着整齐的深蓝色补丁，皮肤很黑，眼睛很亮。他就是今年已经81岁的刘芳甫老爷子。
“我挖葛根都是偷偷挖，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不让我挖。”刘芳甫接到老伴儿王连生的电话就匆匆赶下山来，把挖葛根的家伙什都扔在了山上。
老伴儿王连生给刘芳甫递上一茶缸水，让他坐下来慢慢讲。
刘芳甫出生于1942年，小时候家里贫寒，经常吃不饱肚子。他在读书上很有天分，考上了南陵县的师范学校，老人用枯瘦的手指头指给我们看他上高中时的成绩单：“数学90，语文80.7，体育72，被评为“三好学生”。
从师范学校出来，刘芳甫当了三年的老师，1962年，他参军入伍，在部队里当教员直到1968年退伍。退伍后，刘芳甫在芜铜铁路当过秘书、在矿山挖过矿，“那矿山的墙上现在还有我用红漆写的字呢！”
从矿山上下来，刘芳甫通过自学考取了药剂师，在医院工作十几年后，又回到家里务农。
谈起这些的时候，刘芳甫的眼睛始终亮晶晶的，他看着一直在他旁边的老伴儿说：“她是最辛苦的，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肩不能挑，那些米啊担啊，都是她来挑。”
在一旁的王连生也跟着开口：“他这一生啊，是最坎坷的，小时候吃过好多苦，念书又没念完，参军又受伤，什么事都干过。”
两位老人对望了一下，又感慨了一句，“不过现在都好了。”
在各式笔走龙蛇的根书作品中间，有这样两块小木板，上面分别被记号笔写上了一行字，两个老人笑着说，那是他们两个重孙子的笔迹，上面分别写的是他们各自父母的名字。
刘老爷子讲起话来不忙不慌，不时地停顿，时而笑几声，带着几分朴实的羞涩。对于柜子上的二胡，他说：“不会弹，随便弹弹”；桌上的插花，他说“不会插，那个花瓶其实是个喝完酒的酒瓶”；说起他写的根书，他又说“那都是大家鼓励我”……
当被问起为什么做起了根书，他边看着墙上的“中国心”三个字边回忆，2009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并在西安祭拜黄帝陵，“他在黄帝陵讲了一句话，叫‘我有一颗中国心’。听他讲这话我也很高兴。”
恰逢刘芳甫发现柴火堆里有一块树根格外与众不同：“我讲这个啊，就像‘中’字，如果我要再找个国字、心字，不就是连战的话嘛！”
找，按刘芳甫他的话来说，就是“硬找”，他在柴火堆里翻、去山上挖，翻越各种山头，掘各种树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锲而不舍的寻找，他的第一个作品“中国心”终于完成。刘芳甫又捡回村子里别人丢弃的旧木框、旧木板，拼拼凑凑地把这三个字珍而重之地装裱了起来。
这一来二去，倒让他“搞起瘾了”，他又花数个月，拼齐了“中国人”三个字。“中国心”和“中国人”，就分别挂在屋子卧室门的两边，一边一个，十分醒目。
顺着老人的目光向外望去，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小院子里，一套样式简朴的小茶几摆在窗台上头，几串青辣椒挂在屋檐底下，伴随着屋后鸭子嘎嘎的叫声，一排排小芹菜从菜畦里冒出来，在阳光底下抖擞着叶子，格外青翠动人。
左维琴 文/图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